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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逝世:他与“王岐山们”的这些往事,你可能不知道
关键字: 杜润生农村改革杜润生往事杜润生门生杜润生农村改革杜润生去世杜润生逝世【本文选自微信公众号“羽扇观经(guanchacaijing)”】
10月9日消息,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先生当日早晨6点20分于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2岁。
作为国内最知名的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杜润生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他领导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曾经聚集一堆年轻人,如今他的门生们纷纷以杜润生为荣。
杜润生(中)与林毅夫
当时处于改革漩涡中心的人物众多,如今都已经功成名就。曾长期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过的王岐山、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周其仁、翁永曦等。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鹤,当年到美国留学,也是杜老写的推荐信。
1982年,习近平去河北省正定当县委副书记、刘源到河南新乡当副县长、翁永曦到安徽凤阳挂职,都面临着农业、农村、农民诸多现实问题的困扰,也都得到过杜老热情耐心的指点和帮助。
有媒体报道,当时,习近平、刘源、万季飞等从中央到基层任职的高干子弟,在九号院参与杜老主持的讨论时,“他们无所顾忌,敢讲真话,不像地方干部,报喜不报忧。”
在他们的记忆里,杜先生以这样具体而真实的面貌存在?
王岐山:自己开车参加杜老生日会
1982年,由于杜润生的赏识,王岐山被借调到农研室,一呆就是7年。
王岐山展现了“广泛交往”及“很强的组织能力”。“风风火火,爱讲笑话,直率犀利很有鼓动性”的王岐山,很快就从楼下的平房搬到二楼,又从联络室成果处处长提为该室副主任。“他比较特殊,常是杜老直接找他办事。”
2012年,王岐山自己开着车来参加杜老的生日会,“我是中午逃出来了,因为实在想见见你们,1点钟必须得走。”
2013年,温家宝、王岐山、陈锡文、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等人到医院去看望,俯下身听老人家讲话,屏幕上出现哪位老同事的身影,杜老现场就轻唤一声他的名字,“毅夫”、“锡文”、“岐山”……
翁永曦:从普通科员一夜升为“副部级”
现在从商的翁永曦,曾是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一员。
翁永曦回忆到在老师家吃饭的场景。杜老是山西人,1980年夏天某个周末的上午,杜老约他去家里谈事,中午老爷子说:“在我这里吃饭吧。”老爷子拎一口小锅,拿荞麦面拌水一通搅,然后倾斜着往煮开的水里用筷子一点一点拨,告诉他说:“这叫拨鱼儿,我们山西的农家饭。过去在太行山打仗,后来文革挨斗,我自己弄饭吃,就吃这个,简单。”
还有一次,他随杜老去太原出差,晚上散会后逛小吃街,闻着各种家乡小吃的香味,老爷子不挪步了,“咱们吃一碗吧。”翁永曦拦着说不卫生,老爷子却乐了:“没事,天黑,看不见。”
1982年,翁永曦被提拔为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他升职的故事里,杜润生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一天,翁永曦被杜润生叫去谈话,他忽然被告知,自己是农研室的副主任了。
“杜主任,这个事可不能开玩笑。”翁很震惊,一名普通科员一夜升格为“副部级官员”,听起来像天方夜谭。“我爹我妈1936年参加革命,到现在才是个局长,把我提到这一级,别说别人不服气,我爹我妈都会觉得很奇怪。”
杜主任说:中央定了,你要服从组织安排。他的任职消息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出,引发轰动。随后,他被高层派去改革发源地凤阳县兼任县委书记倍受关注,很快成了改革新星。
张木生:杜老让年轻人投石问路
刘源上将的挚友,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张木生,曾经在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
据他回忆:
有一次,随杜老到中南海汇报粮食问题。高小蒙拿出数字模型证明,中央手中只要保持 1280 亿斤粮食,用保护价收购,剩下的所有粮食可完全放开,取消粮票,市场化经营。
这时,一位中央领导说,你们年青人还这样保守,中央留一千亿斤足够了,剩下的全放开。话音刚落,一位年青人很冲动:“你们中央想什么呢?我们提的数据是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反复测算出来的,不是拍脑袋!”
这位领导马上向冲动的年青人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和颜悦色地说:“你们慢慢说,我仔仔细细听,好吧。”
走出中南海,我以为杜老会批评我们张狂。没想到,他老人家嘿嘿嘿的乐,并说:“我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小家伙为我们这些老家伙投石问路。”
陈锡文:杜老政治智慧是兼顾到上下左右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曾经也是杜润生门下的一员。
陈锡文曾经对杜老提出的一个双层经营的说法不以为然。在起草1983年1号文件的时候,他在电梯里随便和杜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你说这个双层经营,我不是很赞成,我说农民这层是经营,村里这层好像不是经营。结果杜老当时跟我说了一句,回想起来到现在二十一年了,在电梯间里说的一段话,依然在耳边回响。杜老说,小青年啊,不知道厉害,不说双层经营这句话,是要掉脑袋的。”
杜润生的政治智慧“就是要照顾到上下左右,看不同情况、不同认识,取长补短,尽量兼顾,以利于政策出台”。
王小强:见面杜老问怎么把中国农村搞好
曾供职于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王小强回忆与杜润生的第一次见面:
那时候,我一篇《农业社会主义批判》,激扬文字,遐迩闻名。算得上少年得志,经常介绍,握手:“呦,你这么年轻!看文章,我还以为你是……”。我当然诚惶诚恐,“不敢当”加“请多指教”,表面上恭谨自律,私心每添几分受用。
杜润生讲话结束,散会的人群熙熙攘攘。乱哄哄从会议厅往外走,到了门口,陈一咨把我介绍给杜润生。杜润生紧紧握住我的手(后来握多了,才知道他经常紧握不放),我习惯性的谦虚随之滑到嘴边,因为早就传开了,说他如何激赏我的文章,甚至想把我调去农委云云。不想,赞扬的没有,说:“你批判得淋漓至尽,你想过没有,假如你是毛主席,怎么把中国农村搞好?”我一时语塞,堵住,不知道如何接腔。杜润生随人群簇拥,上车离去。
第一次面见久仰的杜润生,我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朱玲:杜老像个亲切好学的老教授
1985年,杜润生率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代表团访问联邦德国,代表团在斯图加特停留两天,专门考察农户与合作社,当时在德国斯图加特读书的朱玲给杜老当了一阵子翻译。
据朱玲回忆:
那时候中国农村经济改革轰轰烈烈,担任农研室主任的杜老在国内外的影响也如日中天。可是他跟我这个普普通通的研究生聊天,一点儿也没有高干的官架子,不断地询问德国的农业经济问题,像个亲切好学的老教授。那时候,我的导师Reisch教授把德国农业推广体系作为一个改革方案,热切地推荐给杜润生同志。杜老当即给出一个智慧的回答:“就汤下面”。也就是说,中国人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源状况,改善现有制度,发挥现有资源潜力。德国人的方案虽然效率高,可惜嫁接不了。这种回答既清晰地表明了中方的立场,又避免建议者尴尬。
周其仁:在杜老面前不容易过堂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曾在杜润生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他曾表示:我不相信这辈子还有比“杜润生的徒子徒孙”更让自己感觉高傲的称号。
1982年,还没毕业,周其仁随着同学陈锡文、杜鹰一起,被提前“分配”到杜润生门下。一年中的大半时间,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农村做实地调研,常常一次出发几十天在外。每次从农村调查回来,头一件事 就是向杜润生做汇报。“汇报之前,我们那群年轻人最当个事,整宿熬夜地准备材料,因为知道在杜老面前不容易过堂。”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认识层次上去了。
“哪些是你真把事情搞清楚了,哪些只是你猜的、想象的,杜老很容易看出来。他就听,问你问题,从来不会批评你,就有很强的感召力让你再去把事情搞清楚。如果真搞得比较清楚了,他就会很高兴。那时候得到杜老的一点肯定,我们会非常开心。”
周其仁说,在杜润生身边的日子,我们年轻人总有的毛病“像打铁淬火一样把杂质磨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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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钟晓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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